将名人书法镌刻到木板上，看似简单，却需要极深的艺术功底。袁令文夫妇从事的就是这样一个行当。常常有书法家找到袁令文，或刻牌匾或雕楹联。木雕之于他是爱好也是生计，“以匾会友”是袁令文的行为准则。因为木雕，袁令文结识了天南海北艺术圈中的朋友。在北京，袁令文经常出入于高层次的社会活动之中，一张张与名人合影留念的照片和一本本名人签名的书籍，成了他人生中珍贵的藏品。

    2008年1月，袁令文曾应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邀请雕刻“八荣八耻”木匾，匾文由中国书协主席张海、欧阳中石、李铎等名家书写；2008年6月，袁令文联络沧州籍在京的书画名家，发起“情系汶川，沧州人在行动——在京沧州籍书画家赈灾义卖”活动；近日，袁令文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正筹划成立中国匾文化研究会，让传统的匾文化得到继承了发扬……

    从一个沧县农村娃成长为北京艺术圈中的木刻大师，37岁的袁令文用了近20年的时间。

    袁令文生于兴济农村一个木匠家庭，他从小喜欢书法，喜欢书法与木刻相结合的匾额文化。十六七岁的时候，一天，他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，说的是沧州实验小学内发现一块刻有“渤海书院”四个大字的古匾。袁令文放下报纸，骑车3个小时赶到实验小学，非要亲眼目睹那块匾的风采。

    因为家境贫寒、父亲重病，袁令文早早地就辍学了，18岁便承担起家庭的重担。农闲的季节，他就到沧州市打工，也筹划项目，打算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，顺便拜访一些名家学习书法和篆刻。后来，有朋友开了一个饭店，知道他会木刻，非要让他给刻块匾。袁令文勉为其难，奋战了好几天，终于给朋友刻了出来。匾一出便得到朋友们的一致夸赞。袁令文信心大增，从此便一心一意地研究起了木刻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转眼十几年过去了，袁令文的木刻在沧州小有了名气，很多个人和单位纷纷找他雕刻牌匾和楹联。渐渐地，袁令文的“野心”越来越大，他已经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和眼界。

    2004年，他孤身去了北京。为了能与北京的艺术家们接触，袁令文几次拜访北京书协，他告诉人家，谁要刻斋号、楹联，他可以免费上门服务。您别说，这招还真灵。听说书法名家张瑞龄要刻一块匾，袁令文毛遂自荐，刻完之后，老先生很是满意，非要他在匾上落款“沧州袁令文镌刻”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袁令文声名鹊起，圈中好友越来越多。

    常常和书法家们接触交流，耳濡目染，袁令文学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，鉴赏力也在潜移默化地提高。于是，他对匾文化愈加痴迷，偶尔还写篇论文在专业期刊上发表。

    值得一提的是，十几年来，在袁令文的影响下，妻子的木雕功夫也日益精湛，水平和袁令文已不相上下。

    铭记百年盛世的奥运冠军印谱

    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，沧州沧海印社集合篆刻精英完成奥运冠军印。当这些奥运冠军印走进中央电视台“鉴宝”演播厅时，袁令文应邀来到了现场。节目过后，他有幸得到奥运冠军印谱一本。袁令文如获至宝，抱着印谱找到书法大家张瑞龄，请老先生在印谱封皮上题字。“要是每一枚印旁边再配上相应奥运冠军的签名就更好了。”袁令文相信，他的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。

    老乡赠言“有智者事竟成”

    这幅字在袁令文众多书画收藏中并不出众，但袁令文喜欢“有智者事竟成”中，作者变“志”为“智”的创意。这幅字是同为沧州老乡的北京一社会名流赠送给袁令文的。朋友写完之后，袁令文马上依比例刻成匾挂在书房的墙壁上。“现代社会，无论干事业还是与人交往，仅仅靠志气是不行的，还需要掌握智慧。”袁令文说，这是这幅字带给他的独到感悟。

    博物馆馆长赠的《中华名匾》

    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，袁令文不知道转了多少遍了，因为经常光顾，一来二去便和博物馆馆长姚远利熟识了。两个人比较有共同语言，每到一起总有讨论不完的话题。有一天，姚远利拿出这本《中华名匾》送给袁令文。《中华名匾》一书集中国古今名人名匾、名字名匾、名义名匾、名胜名匾之大全，对抢救和保护匾额这一独特的中华文物起到积极贡献，是迄今为止关于匾额最权威的著作。这本书让袁令文受益匪浅，对牌匾有了更全面透彻的了解。

    任弼时女儿赠送的纪念手表

    2006年，经朋友介绍，袁令文结识了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。任远志老人拿出了一个笔记本，那是老人幼年随父亲长征时随身携带的笔记本，笔记本中的一页写着“光明在前”几个钢笔字，那是当年毛主席亲笔写下的。老人想把这几个字放大刻成匾挂起来。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到了袁令文身上。刻这块匾时，袁令文倍加小心，不敢有丝毫的马虎，当他把刻好的匾递到老人手中时，老人的手颤抖了。她拿出两本书和一块手表送给袁令文，以示感谢。手表表盘上印有任弼时夫妇的照片，盒盖上署名“任远志 2006年9月28日”。